ESG責任投資的方針

我們相信氣候變化的科學理據，並認為經濟正在經歷低碳轉型。發行商應對氣候變化的方式可大幅改變其信貸狀況，繼而影響違約機率。實體風險（即極端天氣現象、自然災害、供應鏈衝擊、僱員安全及營運受阻產生的財務風險），以及轉型風險（即社會及行業過渡至低碳經濟時，策略、政策或市場行為變化產生的財務風險）均可對發行商造成影響。短期來說，實體風險產生的成本大多會超越其為發行商帶來的利益。不過，在主要依賴化石燃料的亞洲地區推動減碳後，轉型風險的相關成本也會持續增加。

企業採取有限的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將會令極端天氣事件變得更頻密及嚴重，影響發行商的資產、供應鏈及僱員安全。具體而言，財產及傷亡保險商面對較大的承保風險，並最易受到衝擊。同時，公用事業發行商亦有較大機會遇上自然災害，以致他們的天然資源供應、供應鏈及物流承擔重大風險。

亞洲地區持續提升氣候相關風險的監管工作，故此亞洲信貸策略同樣重視轉型風險。在工業及公用事業發行商努力地從煤炭有序過渡至更昂貴的天然氣及可再生能源之際，他們需要承擔業務及監管風險。另一方面，金融業發行商長遠可能要面對碳定價及監管成本上升的問題。低碳經濟轉型較易對主權及政府相關的發行商造成影響，如果發行商的營運位於能源密集及化石燃料依賴度較高的經濟體，轉型的影響將會更大。

實施減碳措施及控制全球暖化的時機稍縱即逝，我們估計氣候相關風險將對亞洲信貸市場帶來明顯影響，而有關法規亦會迅速發展。有見及此，我們必須持續評估及監察發行商能否抵抗衝擊，以適應氣候變化及更嚴謹的氣候政策。倘若發行商無法有序地完成過渡，他們的信譽、監管及業務風險或會增加，資產也可能在預期經濟壽命屆滿前貶值或遭到撇銷。

在專屬的責任投資團隊支持下，我們的信貸分析師會識別及評估氣候相關風險。這些分析師是具備廣泛經驗的行業專家，而且深入了解所屬的市場及行業。我們會評估相關行業或發行商營運活動及產品造成的環境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廢物／排放管理、資源利用、能源密度及可持續發展問題。

在詳盡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評估流程中，我們會分析氣候相關風險。信貸分析師將綜合考慮企業議合活動、可持續發展報告，以及第三方環境、社會及管治研究和數據供應商提供的資料，再評估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

信貸分析師亦會利用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組織（IIGCC）制定的框架，以評估個別發行商是否符合淨零排放目標。該項框架允許我們詳細分析發行商的減碳承諾，包括以科學為本地評估短期及長期碳排放目標，從而判斷其是否符合巴黎協定的1.5度目標。我們也可藉此研究發行商的具體能源和收入情況，以及淨零排放計劃的資本開支。此外，我們還會根據個別發行商承諾的未來減碳目標，對隱含溫度上升及最近的實際碳排放表現展開情景分析。

憑藉我們取得的第三方碳排放數據，我們可以分析個別發行商及投資組合的碳密度，以便快速地比較不同行業、投資組合及基準的碳密度數據。

在決定個別發行商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評分時，我們會考慮他們的氣候相關風險，並將評分視為獨立內部信貸評級（ICR）的主要參考之一。內部信貸評級是投資組合構建流程的核心部分，我們會在整個投資組合構建及信貸甄選過程中評估氣候相關風險。

除了計算每間發行商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評分外，分析師也需要判斷有關風險是「正在改善」、「維持穩定」或是「正在變差」。要是發行商未有改善表現，或不願意作出承諾或邁向減碳目標，其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分數便會較高，或持續變差，導致內部信貸評級下降。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評分採用五分制，企業的得分將介乎「極低」至「極高」風險，並計入發行商的整體內部信貸評級，每年最少審核一次。透過持續更新的信貸評級流程，我們不單可以避免受到外部評級的影響及形成獨特的見解，還能為氣候相關風險較高的資產爭取充足的風險溢價。

若然發行商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評分欠佳，可能會被我們剔除出投資組合。假使企業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評估不確定性太高，而且透明度太低，令分析師無法進行充分評估，我們便會將企業列為「不宜投資」。我們會每年檢討「不宜投資」的發行商清單，並在作出變動時通知投資經理。

另外，我們也會採用擱淺資產框架，以識別在全球氣候變化措施、經濟轉變、新政府法規、社會規範演變及新技術影響下擁有較高資產擱淺風險的發行商。透過交通燈系統，我們標示出在預期經濟壽命屆滿前資產擱淺風險較高的發行商，特別是擁有未償還超長期債券的發行商。

我們會定期監察主要的氣候相關風險表現指標，例如範圍1及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即分別來自直接經營活動及用電產生的排放），或越來越多發行商披露的煤炭用量數據。我們亦會追蹤整體投資組合的進展，包括淨零排放目標的達成程度及碳密度。

鑑於亞洲投資市場的歷史較短，氣候相關風險的應對工作才剛起步，我們的信貸分析師也會監察投資範疇中發行商的氣候意識及措施。該項安排是我們識別發行商所有重大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的整體流程一部分，信貸分析師將會留意個別發行商的淨零排放規劃及範圍1和2排放。

亞洲發行商的披露標準欠嚴謹，而且缺乏統一的分類系統，繼續為我們帶來重大挑戰。舉例而言，當地的政府及政府機構發行商往往未能充分披露氣候變化措施。不過，自2020年起，不少發行商已經開始提出強制性或自願性披露標準。由於中國市場佔亞洲固定收益指數的比例較高，該國的情況特別值得關注。好消息是，在2022年，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推出了自願性披露標準，有望改善企業的披露水平。我們的團隊持續與發行商溝通，並相信投資範疇內企業的氣候變化意識將不斷提高及趨向成熟，進而幫助我們更有效地控制氣候風險。

我們銳意提高亞洲地區的氣候變化意識及標準，同時為亞洲信貸策略訂立由上而下的投資組合層面目標，當中不包括主權、準主權及政府機構債券。在訂立定量目標時，我們利用已經達成淨零排放的投資組合作為門檻，並圍繞著承諾、正在邁向或已經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的投資組合比例。我們每項分類的界定準則參考了巴黎協定一致性投資倡議淨零排放投資框架實施指引（Paris Alignment Investment Initiative Net Zero Investment Framework Implementation Guide）提出的方針。

我們希望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指標上領先基準，方法之一就是逐漸減少高排放資產投資，並增持低碳資產。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在2050年前實現亞洲信貸策略的淨零排放。考慮到亞洲發行商缺乏披露，而且訂立的淨零排放目標有限，我們將會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克服挑戰。

按照亞洲現時的氣候管治狀況、披露標準及問責制度，假如日後企業未能改善目前的標準及披露不足情況，我們將無法從氣候評估的角度出發，對眾多發行商（例如主權及準主權發行商）展開深入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定量評估。對於該類發行商，我們主要會延續一貫的做法，在最接近的主權或政府機構層面上，依賴由上而下的方式進行定性評估。作為固定收益投資者，我們沒有投票權，但我們會致力在盡職審查、路演及投資者可用的其他渠道中以對話影響發行商。我們希望亞洲信貸策略持續提升排放披露質素及淨零排放規劃，並領先各自的基準及整體投資範疇。